閱讀友人楊曉升的長篇報告文學《失獨，中國家庭之痛》，是需要勇氣的，我讀之屢覺自己脆弱。他的筆從第一頁開始，就對獨生子女的意外夭折進行了近乎殘酷的描述，讀來確實令人非常痛苦、壓抑和感慨。這部作品在結構上并不復雜，前幾章寫了6例慘痛的個案，最后一章是從“面”上做了更廣闊的描述與思考。隨著閱讀的深入，你會深深感到，楊曉升奔波于一次又一次的采訪中，不僅要付出相當困難、艱苦的勞動，精神上還需要有一種堅強的東西，這東西恐怕不僅是勇氣，我想這東西體現在他身上大約一是愛心二是責任感。
對于作家，所謂責任感，并不是社會有什么責任要他去承擔，而是他的愛心、他的智識使他能看到我們生存環境中存在的缺憾和損失，并且會深感有責任把這些東西描述出來。責任感這種東西在一個人身上，不是短時間可以生長起來的，這是一種從很早就開始孕育的寶貴素質。閱讀這部作品，那么多觸目驚心的沉甸甸的慘痛故事給我一個強烈的印象：要創造和維護一個社會的安全，特別是成長中的孩子的安全，實在是一個社會中人人有責的大事。
書中，北京某大學歷史系王副教授的一段話給我印象特別深。她面對楊曉升的采訪，起初極不愿意再提那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但“說著說著，她激動起來，對當今中國的城市交通狀況和市民的素質大加痛斥”，她除了講到政府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解決公共汽車擁擠和道路嚴重堵塞等問題之外，還說道“現在市民的素質太差了，擠車時爭先恐后從不考慮別人、從不考慮謙讓孩子和老人，真是太可恨了，否則我的兒子也不至于被他們擠到車輪底下……”。她的11歲的兒子，在放學回家乘公車時就這樣死于“車禍”。我們不能忽略一位失去兒子的母親對都市交通安全、對孩子成長安全的沉痛思索。她說：“現在的城市交通狀況真是讓人難以忍受，到處都存在車禍隱患，到處都存在生命殺手。”
她說得過分嗎？我想，她因為失去孩子，比別人更容易看到我們生存的社會環境中存在的隱患，無論是誰，都沒必要等到再發生類似的不幸時才看見那些隱患。要建立一個社會的安全，不僅需要制度建設，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的文化素養，我們對待孩子和老人的態度，都有“匹夫之責”。閱讀這部作品時，我不禁想起我妹妹給我講過的一次美國遭遇。她說某天夜里她開著車大約是違反了交通規則，警車在后面喝令她停下，她因聽美語還有困難，壓根兒就不知道是在叫她停下。那時正是深夜，路上也沒什么車了，她繼續把車開得很快，一直開到家門外才停下。她剛走出車門，就聽到許多警車呼嘯著從四面八方圍上來，把她和她的小車圍在中間了。警察下車，一個個舉著手槍對準她，并大聲對她喊話。她正不知該怎么辦，這時她的在美國出生的4歲女兒從小車里鉆了出來，要媽媽抱，她就抱起了女兒。于是，奇跡出現了，她發現眼前的警察瞬間就發生了改變——沒有誰發出什么指令，她發現每個警察舉著手槍的手都不約而同地垂了下來，槍口朝向地面。警察眼睛里方才還令人害怕的目光也變了，變得溫和。警察的聲音也變了，從喊話變成了溫和的問話。警察問：“您手里抱的是誰的孩子？”這時，我妹妹已有些嚇蒙了，不知回答。她4歲的女兒卻答道：“這是我媽媽。”警察一聽，是很標準的美語。警察又跟小女孩對了幾句話，然后手槍都裝進了槍套。警察們上車，警車紛紛開走了，沒事了。事后，美國人告訴我妹妹，在美國，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警察什么時候都不能把槍口對著孩子，不能使孩子受到驚嚇。
即使一個家庭有多個孩子，孩子成長中的安全當然也是極其重要的。當“只有一個孩子”時，一旦發生意外傷害，造成的不幸和引發的問題就特別突出而嚴重。創造人們——所有的孩子和老人、女人和男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安全感，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從這個層面上說，楊曉升的這個“悲情報告”不僅對孩子的成長安全提出問題，發出呼喚關愛之聲，更對成年人的社會責任和人文素質提出批評。
由于歷史的原因，“計劃生育”成為我國國策，在過去30多年的推行中已經取得的綜合成就是不言而喻的。“獨生子女”也由此成為我國獨有的國情。從楊曉升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我國人口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專家中的全國政協委員，多年來都深切關注和研究這一國情發展變化中的利弊得失。楊曉升以報告文學的方式進入這個領域，通過對關乎家庭、關乎命運的具體故事的描述，使更多人通過閱讀和思考共同來探討獨生子女成長中的人生問題以及民族發展中的社會問題等等，其意義是現實的，也是宏闊的。
我讀這個作品，看到大量不幸事件，給我十分強烈的印象還是，我國15歲以下兒童因意外傷害引起的死亡人數之多，與他們是不是“獨生子女”在總體上并無多大關系，但與15歲以下兒童尚缺乏足夠的自我保護能力關系密切，這反映我們生存的環境中存在不少不安全的隱患。在美國，一個幼小的孩子能在瞬間改變美國警察槍口的方向，那里是有一種社會性的保護兒童安全的人文素質的。在我國，“只有一個孩子”的環境，應該促使我們每個人對創造更為安全的社會環境負有更高的責任。(中國藝術報 王宏甲)
稿件來源:河北文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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