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時代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一切為之吟唱的歌曲，都成為挽歌。然而這個時代卻值得我們細酌，不僅因為其間的物質與文化生活被提煉成了精華，亦因為這個時代的人亦成為了精華。這是晚明，這群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南方士人。他們在對風雅器物的無限寄情中，注入對生命的詠嘆。浙江文人趙柏田，帶著“史筆詩心”走進這時間深處的風雅空間，所成一部《南華錄》，悉數記錄明萬歷后南方中國的藝文生活。
時代焦灼，人亦焦灼，我們選擇在今天回望那個逝去的風雅世界，是想呈現這樣一種努力：也許我們已無法回歸風雅的年代，我們卻可能找到優雅的心，至少，是某一刻的心境。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這是傳奇劇本《桃花扇》中，晚明人稱“南曲天下第一”的民間樂師蘇昆生，歷經離亂之后，前去尋找另一民間曲藝大師柳敬亭敘舊，唱的一曲《哀江南》中，最有名的一段。
轉頭成空的金陵殘夢，曾經的明朝南方旖旎繁華，一部《南華錄》，悉數收錄其間。這一冊南方藝文志，以時間為經，人物為緯，出入園林、戲曲、古物、書畫、香料、夢境、茶、酒，上下勾連，全面鋪陳，呈現一部明代江南的物質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
趙柏田：用文字復原一個時間深處的中國
記錄下這些珍奇人事的，是浙江文人趙柏田。在以歷史寫作為職志的十幾年時間里，以1800年前后為界，他關注古典中國，重點放在江南文人身上，《巖中花樹》、《明朝四季》和《讓良知自由：王陽明自畫像》都是其專注明清知識分子境況描繪的心血；他亦關注東西方劇烈碰撞后的中國，彼時中國已從田園詩般的寧靜中驚醒，現代性挑戰隨之而來，《赫德的情人》、《帝國的迷津》都是圍繞著現代性的歷史敘事。
趙柏田說話輕聲細語，心思細膩激蕩，下筆綿密縱橫。不過，在寫《南華錄》之前，曾是一個先鋒小說家。小說創作給予趙柏田的，是某種深入骨髓的豐沛，從先鋒小說出發，邁向先鋒的歷史敘事，趙柏田平心靜氣。他有更大的“野心”，要寫自己的“南方”。
前世 一個先鋒小說家的逃離
趙柏田的文學啟蒙是先鋒文學，在早期的創作中，他自認為寫作中帶有某種先鋒因子。上世紀90年代，他陸續寫下一百多萬字的有關“文革”后成長一代的中短篇小說，頻頻發表，中短篇小說《站在屋頂上吹風》出版后，其在敘事形式上的大膽探索吸引了文學評論家的眼球。對趙柏田來說，從一開始，他就是一個以個體經驗闖入文學世界的經驗型作家。
先鋒文學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很快遇到了瓶頸——先鋒小說家們不知道接下來該寫什么了。于是很多人分化、轉型，有的甚至再也沒轉出來。在相當長時間里，趙柏田也經歷了這種迷惘。一直努力在作品中探索敘事風格的他，把“先鋒文學”的精神看成是一種不斷挑戰自己的姿態，他想“出走”。
彼時，文學環境讓他心生厭倦，“那時候一個作家要出來，基本上離不開文學期刊捧，在刊物上發表、獲獎、隨著年齡變老混成著名作家。地市級刊物、省級刊物、全國級刊物，等級是森嚴的，發表的順序也有講究，基本上是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再到長篇小說。這種等級化的文學制度產生了一批依附者和豢養者，他們離了期刊和作協就活不了，而且其文學趣味、技藝單一，寫小說的從不讀詩，寫詩的更不知敘事為何”。趙柏田雖然當時在這個體制內工作，卻一直深感是個“局外人”。他認為自己的寫作和這套秩序不相干，他不滿足于這種人為割裂的文學秩序，希望找到一種新的敘事樣式。
趙柏田擺渡到了歷史敘事的渡口，認為它可以承載自己對文學的想法。從2001年到2004年，他花了三年時間，寫一本《歷史碎影：日常視野中的現代知識分子》。這部隨筆集以近乎講故事的方式，將歷史教科書中的人物，安放到了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中，講述了蔣夢麟、邵洵美、沈從文等11個南方文人生命中的許多時刻。此后，關于歷史敘事的水閥滔滔不絕，《巖中花樹：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江南文人》、《遠游書》、《帝國的迷津：近代變局中的知識、人性與愛欲》、《明朝四季》、《赫德的情人》等相繼出版。在晚清史、民國史和明史中遨游，趙柏田操持著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非虛構寫作等文體，浩浩湯湯，以一種別樣方式為過去的歷史打開新的世界。
趙柏田對自己的轉變很坦然。“前幾天與趙園先生通話，她說自己的研究領域從現當代轉到明清史，再到‘文革史’研究，在學界人眼里是一種‘跨界’，那么我現在轉向歷史敘事，也是一種跨界吧。”
今生 做個歷史寫作者，就像煉金術士
即便專事歷史，趙柏田也沒有忘了小說。“讀中國史最好的方法是從讀小說入手”是他的私人閱讀經驗。“比如說《金瓶梅》，寫西門慶這樣一個政商兩界都很吃得開的人物，他的居室如何布置，他如何做生意，與人喝酒，他對待女性、對待性愛的態度什么樣的，這些肯定是今天的讀者最感興趣的，也是保存得最原汁原味沒有矯飾的明朝歷史。”
本著這種小說精神進行歷史敘事，很多人給予趙柏田歷史寫作風格的評價是“小說筆法，散文筆調”，但他自己卻深感這種評價中存在著誤解。他認為“歷史敘事”是一個涵義很廣的詞——歷史研究、大眾史學著述、以歷史為寫作資源的虛構和非虛構寫作，都包括在內。結合他本非學院中人的身份，第三種歷史敘事與他更為契合。
同時，“小說筆法，散文筆調”，趙柏田把這種評價理解成表揚他的文字生動，而不是貶斥“小說家言”之意。他認為自己走的是氣息純正的歷史寫作路子，“文章要寫得生動好看，這是寫作者的本分啊。”
歷史要寫得生動好看，必然會加入大量想象，然而歷史敘事終要以史實為準繩，那么如何去把握想象力在歷史敘事中的邊界？趙柏田新作《南華錄》，涉及大量江南士人生活點滴，日常交往，不乏驚人的細節，如《古物的精靈》一篇寫晚明收藏名家董其昌，于萬歷四十四年經歷家中大火，千百民眾點火燒房，“人人臉上都躍動著夢幻般的火光和施暴的快意”；《感官世界》中自稱“紈绔子弟”的張岱在崇禎二年中秋夜，在金山寺大殿一手炮制的“金山夜戲”，說到一行人進入大殿時，“一路但見林間漏下的月光落在地上，疏疏如殘雪一般”，細致入微的人物表情和景色描繪讓人如臨其境。對于這些現場感頗強的歷史敘事，趙柏田認為這是用想象力填補歷史空白的一種平衡，“我必須看到他們，嗅到他們，最好能觸摸到他們”。
他用了一個武俠定義來描述這種平衡：武俠小說里，說一個人武功高超，就說他打通了任督二脈。而歷史寫作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紀實與虛構，這是歷史寫作的任督二脈。趙柏田認為探討歷史寫作是否能用虛構的想象力這是個偽問題，“哪有不虛構的寫作？鴻門宴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司馬遷并不在場，寫得如同親見，不虛構靠什么？再說《南華錄》里寫到那場燒掉董其昌宅子的大火，事件的經過，民眾的共同犯惡，甚至最后受到懲處的生員名單，你都可以在一本叫《手抄董宦事實》的小冊子里絲毫不差地找到，但有一些東西，事實之外的東西，你是找不到的，你只能去感受。”
這么說著，趙柏田又覺得身為歷史寫作者的自己，有點像個煉金術士，拿著一個坩堝，像馬爾克斯筆下的奧雷良諾上校那樣煉制著小金魚。他要掌握好配方和火候，才不至于煉出的是一塊焦炭。到底是紀實多一點，還是虛構多一點，事實和想象力各占多少比重，每個歷史寫作者都是握有秘方的。“掌握的方子不一樣，煉出的小金魚也不一樣。重要的是，動手前要想好，你要把手上的東西做成一條金魚，還是別的什么。”
藝術雖然滋養了這些風雅享樂者的生活，卻驅不散他們內心那份深沉的苦痛。他們雖把精神寄寓在器物里，向往隱退，生活狂誕，這樣的“隱”與“狂”，卻全然不是魏晉名士的氣度。晚明隱士是兩棲的“仕隱”，而狂人則為掙脫名教藩籬而狂。
稿件來源:河北文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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